司芃回过神来：“我不在曼达下，去黄田市场。”
售票员清脆地喝一声：“关门。”公交车出站，她坐下来问司机，“曼达福利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还要走呢？”
“你以为我想走啊。”有人愿意倾听，司机诉说的欲望也很强烈，“当时我们在厂区归彭总的二弟管。他这个二弟没念过书，混社会的。但是当年彭总出国留学，家里没钱，是这个二弟到处借债，借了两万块凑给哥哥，那年头可不是个小数目。后来哥哥嫂嫂发家，自然要照顾他。郭董做主，给了他分红，还让他在厂里主管车队。她亲口和彭总说，如果你不给你弟弟事做，他天天在外面混，迟早要进班房的。可是没想郭董一死，彭总就和管人事的金总对上眼了。金总怂恿他把弟弟手里的分红收回去。这个二弟虽然混，但是不傻，我嫂子答应给我的，凭什么给你们收回去。然后他们就设计陷害他，真让他坐牢去了。我们这些平时关系不错的手下，全被赶出来了。”
“那个金总，这么坏啊？现在还在曼达吗？”售票员问。
“在啊，怎么不在。她和彭总后来结婚了，现在都是代理董事长了。”
司芃闭上眼睛，靠着椅背，听这两个人聊八卦。
“所以男人娶老婆，是有讲究的。彭总娶那个郭董，事业风生水起。娶了金总，曼达就开始走下坡路。我前阵子遇到他那弟弟，说他得了癌症。”
司芃猛然惊醒，问司机：“曼达的彭光辉得了癌症？什么癌？”
“肺癌。”司机摇头，“肺癌凶险，也不知能活多久？那个金总就是个扫把星，克死了自己女儿，听说前夫也进了监狱。彭总再有才能和运势，也压不住她的倒霉气，生意受影响不说，人还得折寿。”
司芃再是震惊：“她女儿又是什么时候死的？”
“那我怎么晓得，我也是听别人讲的。”
司芃不太相信那个司机的话。她只是离开五年而已，又不是五十年，物是人非也有个度。可她掏出手机，在网页上搜索“彭光辉患癌”，即刻便出来一条两年前的旧新闻。他真病了。她一直以为是彭光辉对她太过无情。现在想，她也够无情的。有哪个父亲得大病，做女儿的，要两年后才晓得？
从黄田市场下车后，司芃又坐上摩的去五公里远的淞湖。十年前彭光辉在那里购置一套湖边别墅，金莲住进去。从此之后他们便是日夜相对。小楼，彭光辉就很少回了。
不到十分钟，司芃便站在淞湖山庄的大门口。别墅在山庄中央的湖畔，还有近一千米的距离，得靠双腿走过去。
天冷，湖边没什么人。当时还簇新的别墅群，如今也花草繁茂。亚热带的阳光和雨量都充沛，树木长起来就是一眨眼的事。
司芃走得很慢，她今天只是偶然间来到D市，来到黄田，她还没有做好要见面的打算。可知道那一家子有一个死于非命，另一个得了癌症，看样子也活不长，是她在这片土地上仅剩的亲人。
她最恨他们时，也没想过要他们去死。
他们不曾回小楼找过自己的绝望，渐渐地变成失望，到今天已是一抹不易察觉的情绪。五年前在心底流淌的鲜血，已凝固封成了疤。
她不再抵触回忆，也想慢慢学会接受，他们就是她从前命运的一部分。
她想，她的妈妈估计到死，都说不清这套别墅的具体位置，她不屑来找这个外室。司芃却很清楚。她来往过很多次，有时是找彭光辉要钱，有时是找金莲的女儿陈洁。
两个女孩同岁，陈洁五月生，司芃六月生。
在这位高傲脆弱的大小姐还不知道丈夫和金莲的私情之前，总是对女儿耳提面命，让她对别人的女儿好点，不要太霸道，要学会尊重人。
司芃面上哼哼地应和，内心只想讽刺悲哀地大笑。那个美貌的中年妇人，沉浸在自身的优渥里，看世间一切，都透着菩萨般高高在上的怜悯。
她总是一遍一遍地说，金莲是个苦命的女人，当年带着一身伤来曼达找工作。她都不敢相信，那些伤竟然是被丈夫打的。她当然不懂，因为她是新加坡籍，那里不止有婚姻法，还有《妇女宪章》。
新加坡的男人很少离婚。因为一旦离婚，在前妻没有再婚前，要一直付赡养费，哪怕前妻并不穷；签了婚前财产协议也没什么大用，因为法官更愿意根据离婚时的实际情况来做判决；当然也不会家暴或蓄意家暴，那是绝对要坐牢的。
彭光辉后来为什么死都不肯离婚，便是因为他们是在新加坡结的婚，根据当时签署的文件，离婚必须得回新加坡。就算郭家没有人掺合，仅凭《妇女宪章》也够他喝一壶的。
出于义愤填膺，她妈收留了金莲，让其在曼达做仓库保管员，知道她有个和小花同岁的女儿，母爱和同情心更是泛滥，非让彭光辉出面，动用自己和政府官员的交情，帮金莲把离婚官司打下来，要到陈洁的抚养权。
再后来，她看金莲做事仔细认真，便让其离开仓库去办公室，从打字文员做起，几年后，金莲爬到人事经理的位置。再然后，也不惊奇，无非是另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，金莲勾搭上了彭光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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