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因为如此，唐天喜也充分意识到孙元起的技术优势。
就比如现在，唐天喜要发布一条新闻只有两个途径，一是请报社刊登消息，姑且不说周报、旬报、月报这种周期较长的报纸，即便是嫡系的报社答应给刊印号外，从接到新闻内容到制版，再到印刷、分发、投递，没个半天工夫也下不来！另一条则是通电全国，类似于现在的手机短信群发。
话说民国人对通电的挚爱可谓情有独钟，上台要通电、下野要通电、嘉奖要通电、谴责要通电、讨伐要通电，和谈要通电，甚至学生起来游行、老师欠了薪水也要通电全国。可通电有两个缺点，一是贵，光发出去一封通电怎么也要上百块大洋！好吧，只要能迅速告知全国，大总统府也不差这点儿钱。可是谁家能奢侈到装台收报机，专门收听全国通电？这就是第二个特点，受众面太窄。
孙元起所掌控的中华广播公司是中国眼下唯一一家广播电台，平时播报新闻自然看不出什么倾向性，但一到关键时刻，它所播报的每则新闻都经过重重审核，确保有利于孙元起和新中国党的舆论导向。当然，除了倾向性性，最重要的还是播报的及时性。接到新闻内容后稍加审核，十多二十分钟后就可以滚动播报，随即便全国皆知。等到北洋系用通电、报纸发表消息，黄花菜早凉了！
好在现在收音机比较贵重，还没有普及到千家万户，但这点钱能和安装一台电报机、再雇佣几个全天候的译报发报员相比么？何况收音机装上电池可以轻易携带，电报机有这么便捷么？上流社会注重的是生活品味，从来不缺那点钱，所以收音机很快成为上层人物的家庭、办公标配，并且有逐渐向中产阶级蔓延的趋势。
正因为发表通电和发布消息不容易，唐天喜干脆把袁世凯交代的栽赃赵秉钧、解散公民党和驱逐国民党两件事合二为一，直接一秃噜全都公之于众。在他想来，自己离开国会之时议员们已经开始填写选票，如今已过去四个多小时，怎么也该选举出结果了吧？何必等会儿再费那么多时间！
等忙活好这些事情，他急忙往国会赶，准备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和徽章。没成想刚到半路就遇到了自己麾下化妆包围国会的士兵，唐天喜赶紧滚鞍下马拦住问道：“你们怎么撤了回来？谁下的命令？”
“回禀旅长，是阮秘书长命令我们撤退的！”领头的营长答道。
“那国会那边怎么样了？选举出大总统了么？”唐天喜又问。
营长答道：“国会那边已经遵照阮秘书长的命令全部解严，议员们都各自散去。至于选举大总统之事，应该没有什么结果吧？自从旅长您走了之后，阮秘书长便命令我们暂时撤出会场，等待进一步消息。刚才有传言称赵智庵先生暴病死于家中，阮秘书长随即便命令我等解严，放出了各位议员，选举大总统之事自然是无果而终。”
“什么？阮斗瞻为何要下达这等命令？阮斗瞻现在何处？”唐天喜气得差点跳脚大骂，不过现场却没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。
或许只有阮忠枢本人才知道个中原因：在赵秉钧谋害梁士诒过程中，自己起到了帮凶的作用。现在赵秉钧已被正法，自己估计也难逃一死！在权衡利弊之后，阮忠枢决定向新中国党卖个好，为自己将来留条活路。在放出国会中所有议员之后，阮忠枢也逃之夭夭。
唐天喜知道现在不是发飙的时候，马上命令道：“赶紧回去，路上遇上议员也全都带过去！”
其实连唐天喜自己都知道这个举动完全是徒劳，因为议员们看上去和普通人并无二致，士兵们怎么区分辨别出来？何况新中国党议员都是由轿车接送的，时间已经过去那么久，凭着士兵的双腿怎么可能追上那三百多号议员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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