贱礼义而贵勇力，贫者为盗，富则为贼。
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却是掷地有声。
国与国之间，的确如商所言，是争于气力。
强者可以决断弱者的一切，这是至理，说出花儿来也无法更改。
但问题是，面对自己的子民，难不成还能采取这样的方法？
那就又堕落成了墨子曾经说过的：强劫弱、众暴寡、诈欺愚、贵傲贱。
如此一来，哪里还有什么国家？
生活在这个国度的百姓，又岂会对这个国度有半分的认同感！
最终，也不过是一群强者对于一群弱者的指指点点，随意摆弄的玩物罢了。
推崇力量的人，也必将被更强的力量所击败，那就到了比拼个人伟力的时候，除了最强的那个，下面所有人都要给他做牛做马。
如果放在武道、仙道上，这或许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。
可要用来治理一个国家，怎么可能如此！
人终究不是动物，有七情六欲，有爱恨之别，喜怒之差，教导民众力量是唯一的标准，人与禽兽无异，那不就是在教导人要么为盗，要么为贼么！
法这种东西，很重要。
但从来都不是需要时刻提醒的东西——除非已经有了违法的念头。
仁、义、礼，这三者才应该是儒家价值观中的普世的东西，而法则是无可奈何之下，最后对于个人的审判。
如果一个人守仁、知义、懂礼，他还会去犯法么？
不到无可奈何的时候，大抵是不会的。
可若只让人守法，人与人之间就变成了一座座孤岛。
法是最后的下限，将下限来当做对待百姓的理念，是何等之可悲？
荀轲并不认同这一观点。
“你有些过于极端了。
否定一切，只留束缚，那只是枷锁而已，有什么值得推崇的呢？我说‘圣王’，非是指具体的某个人，而是能够让天下苍生感受到幸福和快乐的人，能够让他们满足自己生活的人。”
荀轲面色不变，他将儒生的长剑夺了过去，让他回到座位上，继续说道：“欲观圣王之迹，则于其粲然者矣，后王是也。礼可定伦，法可定分，皆不可失，皆不可偏。治之经，礼与刑，君子以修百姓宁，自然国富民强。”
话谁都会说，但必须要考虑清楚后果。
商提出了问题，甚至洞悉了问题，然后呢？
他的‘法’，能否让夏朝变得更好？能否让百姓的生活水平强于儒家、墨家在的时候？
怕是不见得吧！
此世争于气力，所以便要将所有百姓化作淬火用的柴薪，打磨一柄利剑不成？
更何况，夏朝从未有过要鲸吞天下的念头，早在夏朝刚刚成立的时候，顾担便给过警告，夏朝永远都不要主动启用战争，更不要开疆扩土。
这个天下，不止是有一个个国度，还有更高层面的力量。
一个国度想要将其超越，完全是痴人说梦，与其想着跟人碰一碰拳头，不如想一想怎么让自己的子民过的更好些。
当然，这些事情商是不知道的，他不清楚背后另有隐情，或许自己还会奇怪，如今夏朝已经如此强盛，外加上周围四国如今已没有宗师，夏朝何不趁现在鲸吞掉他们？无论是报当初的四国联军之仇，还是开疆拓土，都是一大美事才对。
正所谓不知者无罪，他只是提出理念而已，荀轲自然也会给予中肯的解答。
事实上，如今夏朝很多臣子都已经有了这种想法，也就是这里还有荀轲压着，不然怕是早有人上书请战了。
如果考虑到方方面面，墨家所言的兼爱非攻还真没错，这是最适合如今局面的理念。
但墨家也同样过于极端，以至于荀轲不得不搞出一个儒家来中和一下。
谁曾想墨家大部分人才刚离开没多少年，就来了一个如此有进攻性的小家伙。
只能说如今的夏朝的确是强盛了，让他们能够拥有一些危险的想法。
“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；圣人执要，四方来效。”
荀轲提及到了儒家自称的圣王概念后，商立刻说道：“万乘之主，千乘之君，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，以其威势也。”
大概是说：国家的大权，要集中在君主、圣人一人手里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，才能治理天下。
“哈。”
荀轲笑了起来，这是想集权于君主一人啊，“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君主能治理国家便好，勿要多想。”
是的，勿要多想。
你想集权？
再怎么集权也就那样了。
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
谁说皇帝就是一国之中最尊贵的那个人了？凭什么就一定要听你的？
你问问宗师同意不？
你问问不周山脉那群尚且在潜修的修士同意不？
在这里，君主要时刻记住一件事，他并非是绝对的说一不二。
这更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征伐四方的世界。
从一方面来说，商的格局很大，他想要让夏朝征伐四方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，商的格局又太小，小到只看到了夏朝一地，而忽视了真正的，浩大的天下。
这是个人眼界的问题，没什么好鄙夷的，没有站到足够的高度，收集足够多的信息，便是搞出一个自成一体，富有逻辑且缜密的理念，也根本无法施行。
因为不适配眼前这个局面。
只讨论方法是否可用，而不思考全局，是不明智的。
但能够想出‘法’这条路，商无疑还是很有才学的，而且他敢于质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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